洋务之所以被称为运动，其实是后人给加的。就当时人而言，他们充其量是图自强而已。没有人发起，也没有名正言顺的领袖，更没有群众呼应。

　　当然，就洋务的参与者而言，这的确是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。引进就意味着学习，哪怕仅仅买来洋枪洋炮，你也得学会施放才行，否则，就是一堆废铁。

　　买来大机器，就更得学，不学，机器就是更大的一堆废铁。在掌握西方武器和机器方面，朝廷和办洋务的人，心情都是一样，他们比谁都急切地想迅速掌控这些来自西方的铁家伙，操之于我。

　　为了这一点，他们心甘情愿引进西洋技术人员，派出最聪明的工匠，跟他们学习。发现这样行不通，就办学校，从头开始，从数理化学起。

　　没有人有这个本事，能够仅仅弄来一个孤零零的机器，就办起一个工厂。即使官僚把工厂当衙门办，工厂的流程，工序这些东西，还是得有，没有这个，就出不了产品。

　　至于轮船火车，最初的时候，只能请洋人开动，洋人管理，轮到中国人自己办了，洋人的这一套，非用不可，不用，轮船、火车就要趴窝，就要出事，出大事。

　　洋人这一套，有制度性的大套，也就技术性的小套。但是技术性的小套，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制度的因素。

　　中国人的官学、私塾以及书院，都不会课堂授课，有教学计划，按期考试。办新学堂，不仅要引进西方的语言，声光化电，还要把人家那一套授课制度也引进来。

　　马一浮说，西式的学校，上课像交易，摇铃开始，摇铃结束。但不这样，还就是没法办学校。工厂其实也是这样，没有工序，没有流程，没有派工单，什么都干不了。传统手工业作坊那一套，放在大机器的工厂，就是不行。

　　赔得受不了，就得想辙儿，否则只能关门。所以，洋务企业，要想活下去，最好的办法是招商股，请商人来办。

　　不是说官办企业每一个都活不了，如果主事者真的出于公心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尽心尽责，像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那样，其实也不是办不好。

　　但是，这样的人太少，耗费的精力太多，不可能指望洋务企业能找到一批这样的“焦裕禄”。况且，即便如此，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福州船政局，最后还是办不下去。

　　洋务企业，能活下来的，大多成了商人主导的企业，严格地说，是买办商人的企业。这样的企业，其内部制度，必定是西化的。

　　到了这种时候，办洋务的官员，包括李鸿章这样的开明人士都办不来的西方企业制度，就由买办商人暗度陈仓办成了。

　　虽然说，这样的企业，客观上确实因为当时社会条件过于严酷，厘卡遍地，不这样无法生存，但这样的企业，却也得到了官府特别的优惠，有的，甚至得到了垄断经营权。

　　得了官家的好处，企业的产权就不明晰了。自官得之，也自官失之。真到官府想要侵夺收回之时，商家是没办法抵抗的。

　　中法战争，主要是海上的较量，陆上的兵力，法国人投入不多。此前费尽心机和钱财办的海军，被打得一塌糊涂。所以，此后朝廷也好，李鸿章也好，才开始引进制度，重建海军。

　　中央政府只有修补的意识，没有改革的观念。西太后那拉氏是一个聪明人，辅佐她的满人王公奕，也是个聪明人，但他们都不知世界大势，不知道中国该走向哪里。

　　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无论怎么改，旧的体制都不会因此而变动。新的东西，无论怎么新，都无非是在旧体制上加一块补丁。

　　洋务运动，也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，但此时的西学，还仅限于声光化电，即使这些内容，也不过是西洋中学层次的。

　　中国的学堂，以及教会办的学校，也只限于这个层次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，每年推出的大量译作，基本都是西方的中学课本。只有极少数的留学生，而且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，才能了解一点中学课程以外的内容。

　　人们沉湎在科举的高头讲章之中，一只脚踏在近代的门槛上，却过着过去的日子。其中有些人，可能会对轮船和铁路有兴趣，但也不过是当成西方的奇技淫巧来欣赏。

　　洋务运动的时代，漫说整体的中国人，就是中国人的精英分子，也在沉睡。在这样的鼾声中，那些被送出国，接受了西洋教育的早慧者，回国之后，也只能扎到高头讲章之中，在科名路上求一个身份，否则，他就没有社会地位。

　　中国有了轮船，有了铁路，有了大机器，有了工厂，还有了有线电报。人家能做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做了。

　　从面上看，做得也差强人意。赔钱的企业很多，但挣钱的也不是没有。新建的海军，操演起来，也非常好看。

　　但是，这样的学习成绩，就怕跟学习的优等生比，一比，就露怯。但是，这个优等生就在你的隔壁，对你还有着老大的野心，想不比，根本就没有可能。

　　尽管也胆战心惊，但清朝统治者还是觉得，危险还远着呢。无论何种的开放要求，都会被中国士大夫讥为洋人贪图利益的小招儿。即使被打败了，也依然可以保持自己文化优越的自我感觉。

　　所以，洋人无论怎样跋扈，怎样见了皇帝不下跪，在租界里随意鞭打华人，中国士大夫加上太后和皇帝心中的天朝上国都还在。

　　不用说，这样的洋务运动，无论主事者怎样卖力，学了什么，变革都不会让中国产生深层的颤动，更不消说根本性的改变了。

　　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干将，在洋务运动中，曾经是冲锋在前的猛士，但是，随着洋务的推进，他并没有随着事业的进步而进步，反而越来越像一个官僚。

　　最后，在新政期间大权在握，做了举足轻重的邮传部尚书的时候，居然推行铁路国有，侵夺民营资本的固有权益，走到了自己原来事业的反面。

　　洋务运动，之所以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说我们没有触动制度，没有进行制度变革，当然也没有错。

　　玩儿着玩儿着，就成了偷工减料，偷奸耍滑。还在一知半解的时候，作业尚未做好，就想着创新写论文了。

　　在制度层面，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不是没有开国会，而是没有像日本那样，建构一个理性官僚体制，形成一个讲规矩，认真负责的官僚作风。

　　显然，不是日本的国会、日本的政党打败了中国，而是日本的负责任的官僚制，日本的军队，让清王朝彻底丢了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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